阿来(化名)静静地坐在自己的画廊里，看着门外发呆。已经许久没有人走过了，酷热让整个大芬村显得有些冷清。
“这个月才卖了几千元，连交房租都不够”，他愁容满面地看着满屋子的画。他的集艺油画行旁边，一家店铺正在将墙上的画一件件取下来，门上赫然贴着“本店转让”的字条。“老板不在，画廊不开了”，店里的姑娘忙着收拾画，抬头甩出这句话就踩上桌子继续忙开了。
截至2005年12月，大芬村共有621家画廊，其中经营油画的470家，工艺品类36家，国画、书法53家，画框、颜料63家，这些标示在大芬村管理办公室接待处的油画村示意图上的数字，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着这个村庄今日的辉煌。而且，这些数字一直在增加，就在2004年，这里的画廊还只有200多家。
然而，这种辉煌现在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过快上涨的房租已经成为很多画廊难以承受之重。
“大部分人都在亏损，好多都开不下去了。”阿来说。
租金飞涨，画商苦恼
“房东不和我们签合同，想涨就涨，有些即使签合同最多也就签一年，看你生意好就继续涨。”
阿来的画廊开在大芬村老围西一巷，靠近村口。这个20多平方米的铺子的租金是每月3500元。
“这个店是我从其他人手里转过来的，本来只要1500元，但一转过来之后就涨了一倍，到了3000元。今年房东又涨了500元，他说，要做就做，不做就走。”投资20多万元，光装修费就1万多元，阿来咬咬牙还是交了。
在位置稍差点的老围东，25平方米的商铺需要1500元，2002年只需要500元，而现价3000元的50平方米商铺在3年之前也只要1000元。三四年里，大芬村的商铺租价上涨了3倍。“房东不和我们签合同，想涨就涨，有些即使签合同最多也就签一年，看你生意好就继续涨。”阿来很是苦恼。
而地处大芬村黄金地段的“黄江油画文化广场”的运作则要规范得多，合同一签3年。“我这个画廊实际面积只有12平方米，每个月租金4000元。这儿的租金是大芬村里最贵的。”一个画廊老板告诉记者。
“这里已经换了不少人了，我这个店就是去年8月份转过来的。”另一位女画商介绍说。而前身为肉菜市场的黄江油画文化广场在去年4月开业时，仅入场费就需要5万元。而黄江广场开业后就曾经出现过画商罢市，抗议租金太高的风波。对此，布吉街道党工委宣传部长任晓峰给予了证实。
在商铺租金一路飞涨的同时，“转让费”也开始在大芬村里流行起来。25平方米以下的铺面，转让费5万元；50—60平方米铺面，转让费8.5万到10万元，这已经成为大芬村的惯例。阿来的铺子转让费当时交了3万元，而他的话也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很多画商根本就没赚到钱，还亏了不少，就只能通过转让费把亏空弥补回来。”
“有的人开始炒房，他们盘一个铺子，不专心卖画，过几个月把铺子转出去，转让费就收入好几万，比卖画强多了。”天万画廊的老板吴添万透露。于是，在画商弥补亏空的无奈和有些画商的投机炒房之下，转让费也是一路高歌猛进。
上涨的不仅仅是商铺租金和转让费，住宅的租金也像牛市一样全线飘红。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李玲修在其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芬传奇》记载了当年的房价：画家谢非，1999年100元租下一房；画家蒋庆北，2003年2月两室一厅租金500；画家何永兴，2003年11月300元租下一房。
“我们住的两房一厅去年要650元，今年房东就一下子涨了300元，住就交，不住就搬”，这位女画商也最终屈服了。
最尴尬的恐怕莫过于大芬村的“教父”——黄江，这位奠定了大芬今日地位的老人也在房租面前吃尽了苦头。去年有一个剧组到大芬来拍电视剧，为了方便剧组，黄江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他们，但等到剧组离开之后，黄江却被房东从这个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里赶了出来。
“租房的条刚贴出来就被租了，有些还在里面住着就有人来给房东多出几百把你赶出来。”一位画廊老板告诉记者，这种行为在大芬被称为“撬房”。
798扩散，大芬的明天？
大芬和北京798艺术区的轨迹惊人相似：自发形成——扬名天下——人才聚集——房租飞涨——向周边扩散。
艺术区的形成带动租金的飞涨的典型案例还有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工厂。
798曾是一处已被废弃的军工厂，2002年，几位前卫艺术家的进驻使这座巨大的工业废墟增加了些许生气。不久之后，798云集了蜂拥而来的艺术家以及追逐时髦的另类青年，一跃成为北京当代艺术的象征。
这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区如今已经具有了世界级的声誉。美国《新闻周刊》曾评出“世界城市TOP12”，北京因798而入选；《纽约时报》甚至将这里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相提并论。
随着798的声名鹊起，租金水平也开始一路攀高。
于是，798的艺术家开始流失，慢慢向周边社区转移。就像以前纽约的艺术家抛弃SOHO去到NOHO一样，离大山子只有数公里的索家村、费家村和南皋草场地成为艺术家的新宠，这里的日租金每平方米不足0.6元。目前，索家村的国际艺术营和费家村的香格里拉公社已有150多位艺术家的工作室，而草场地正在建设中的艺术东区也已经显露雏形。
虽然大芬走的是销售行画的市场化之路，798更加注重前卫艺术和原创，但大芬和798轨迹惊人相似的：自发形成——扬名天下——人才聚集——房租飞涨——向周边扩散。
女画家周明慧去年来到大芬时，大芬的房租已经随着首届文博会的成功举办而牛气冲天，而即使这样，在大芬村租到房子已经变得很困难。最后，她以700元的价格在木棉湾村租到了两室一厅，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木棉湾和南岭是紧挨大芬的两个村子，南岭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如今，像周明慧这样在木棉湾和南岭的画家已经有不少，仅南岭画家公寓中就已经有30多位画家。“我采访的好几个画家和残疾画工都是在木棉湾和南岭。”李玲修说。
大芬村是油画的集散地，这里的商机是木棉湾和南岭所无法取代的，“有些人就到南岭和木棉湾去租房住，画画和居住在那里，在大芬开门面”，阿来如是说，“有些接订单画画的也都在那里，大芬的房租太高了。”
更多的从大芬村里败下阵来的画商、画工选择的是离开大芬。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副会长、新世纪油画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晓红谈到：“很多人到大芬就是谋生来的。他们看卖画挣不了钱就自然转行，到他处另谋高就。”
文博会喧嚣过后
文博会结束了，房地产不火了，深圳人还没有到大量买画的时候，路该怎么走？”
大芬房租猛涨的分水岭是文博会，每届文博会的结束就是房租上浮的开始。文博会一来，大芬便开始大手笔改造环境——可以迅速从一个灰头土脸的小村发生白天鹅般的转为具有欧陆风情的小镇，家家画廊也都开始装修。就像一颗埋在黄土地里的明珠，霎时抹去了蒙在上面的灰尘。
种种巨变在文博会上得到了回报——大芬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大芬村里人头攒动，第二届文博会上大芬签订了1.7亿元的订单。文博会的兴盛并没有给画商带来太多的喜悦，因为签订大单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公司，和一般的小画廊无关。添万画廊的老板吴添万有些失望：“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文博会的喧嚣冷却下来之后，很多画商在思考：文博会之后的路应该怎样走？周晓红表示：“前两届文博会很成功，但是以后呢？宣传已经到顶了。”
这也是吴添万急切想摸索出答案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火的时候油画就好卖，去年香蜜湖那边每天一拨一拨的人来买画，今年买房人少了，画也不好卖了。文博会结束了，房地产不火了，深圳人的素质还没有到大量买画的时候，这路该怎么走？”
在他们还在思索出路的时候，有些急功近利的画商却已经掉进了一个自我挖掘的陷阱。他们第一批单尽心尽力找画工画，而后开始找一些出价便宜的画工画，结果是客商拿到的画和以前的出现了较大差异。外国客商验画有绝招——拿起一个角，像数钞票一样翻过，颜色、图像不对立马可以看出来。于是，画商就因诚信失去了客户。就像大芬村的村民需要提高素质一样，“画商必须讲诚信，控制质量。”
诚信的缺失导致客商的流失，这也成为很多画商生意每况愈下的直接诱因。而对此画商并没有吸取教训，飞涨的房价成为替罪羊。
大芬患上政府依赖症？
“租金水涨船高完全是市场行为，和东门的租金飞涨是一样的道理……我看这是观念问题，画家对政府产生了依赖，租金一涨就找政府。”
“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大芬的今天。”李玲修总结道。
从1998年原布吉镇党委书记李文龙关注到媒体报道亲自考察大芬，到拆迁整治环境吸引画家前来，再到将大芬作为文博会分会场，到免除画商3年税收，再到建美术馆等配套设施。
对租金的一片埋怨声布吉街道办并不是没有听到，布吉街道办党委书记何小培对记者表示：“房租完全是市场行为。大芬油画村是自然形成的，房子不是政府的，村民随便涨房租，我们怎么管得了？”
“租金水涨船高完全是市场行为，和东门的租金飞涨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东门的租金涨就没人站出来喊高，大芬的租金一涨就有人不满意。我看这是观念问题，画家对政府产生了依赖，租金一涨就找政府。”
对此，以黄江为代表的一批画商和政府站在同一战线上。“房价是市场经济行为，大浪淘沙，竞争是有利的，不应该怪罪别人，应该反省自己。广州的一德路房价也很高，但市场会自我调节的，产业可以往外延伸。我不担心会出现画商、画工大量流失的趋势。”
周晓红也表示：“承受不了是个别画画不好、不懂经营的人。想在市场上立足就会出现不平衡。不是你控制市场，是市场控制你。大芬人气提升了，各方面都跟上了，很多人就提房价高，这是没有办法的，市场经济走向就这样。”
据周晓红估计，大芬村里面真正赚钱的只占到25%，15%的人只能保本，另有10%的人在盈亏线上下波动，其余的就是亏本的。“能有将近一半的人撑下来就说明这个市场是好的，我很看好大芬的前景，关键看人怎么做，做不好就只能倒下。”
阿来向记者强调，“现在最希望的不是政府能够把租金降下来，而是政府能够约束房东签正式合同。没有正式合同，房东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我们就不敢随便扩张。一年后怎么走心里没底，不敢大胆投资。”
画商变身“房地产商”
在黄江广场、集艺源、大芬卢浮宫一个个在大芬崛起的时候，大芬村里最有实力的这些画商似乎均选择了建画廊收租的方式。
在黄江等人大声为市场行为呐喊助威的时候，却有人在指责他们早已经不是画商，而是房地产商——黄江2005年4月开设了1000多平米的“黄江油画文化广场”，仅收租一项就是不菲的收入；他的徒弟吴瑞周、吴瑞球兄弟开设的“集艺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大芬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其旗下的上千平米的集艺源油画广场雄踞大芬村口；李国兴用两三年时间策划改建的3层楼高的“大芬卢浮宫”积聚了上百家画廊……
2000年茂业书画城开业的时候，每平米的租金是25元，而2005年“黄江油画文化广场”开业时的租金已经上涨到了近200元一平米。
“他不应该是个包租公，大芬村没有足够强大的企业去开拓市场，这个责任我的老师有实力也有能力去承担”，周晓红对老师寄予厚望。
周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虽然大芬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行画的最大生产销售积聚地，然而，大芬离做大做强还有很长的路。周反复强调，大芬村要带动市场必须要有大企业来支撑。
现实的困境是大芬村没有足以担大任的企业。黄江本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人选，“我老师画了那么多年画，卖了那么多年画，早就应该停止小打小闹了。大芬村里他是最有威望和实力创办这样一个大企业的。”周晓红掩饰不住自己的遗憾。事实上，在大芬村很多人眼中，黄江是一个好人，是大芬村的奠基人，但却是一个没有商业头脑的画商。李玲修告诉记者：“至今他都是一笔糊涂账，他本质上是画家不是商人。”
在黄江广场、集艺源、大芬卢浮宫一个个在大芬崛起的时候，大芬村里最有实力的这些画商似乎均选择了建画廊收租的方式。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是没有土地，二是实力不足。
这个仅4平方公里的村子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用来建厂。“油画产业规模很大，但土地成为大芬的一大障碍，房价飞涨，成本增加。土地政策约束得太死，很多公司没有地方建厂也就不敢接单，所以有的公司只能去外面办厂，在大芬开店。如果把木棉湾和南岭统一规划起来，那是需要市政府来进行的，街道办不能。”任晓峰表示，也许未来大芬的模式就像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厂在全国，画在大芬。
“油画行业的利润是不高的，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商赚取了，大芬的企业实力也都有限”，李玲修告诉记者。
今年7月，大芬村登上《福布斯》封面，这对这个频频出现在《时代》杂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公司等世界级媒体上的村庄来说，已是宠辱不惊了。然而，声名远播海内外却成为了周晓红的一大心病。
不久前，他就遭遇了一次公关危机：英国一家报纸到大芬村来采访，翻译找到了周晓红的妻子，就在新世纪画廊的门口进行了一次采访。不久后，周的英国客户传真了一篇报道过来，文章的开头赫然写着“NEWCENTURY”的名字，英国客商很不满意，要求周对此作出解释。
该报在英国影响力极大，“新世纪”登上该报不是为其做免费推广吗，英国客商缘何动怒？周晓红道出了其中的个中缘由：目前在英国市场上，新世纪的客户仅此一家，而另外还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公司在与其展开竞争。新世纪出现在英国大报上，无疑将告诉竞争者——这里有中国廉价行画，这是一个可以潜在合作的伙伴。对此，英国客商是千叮咛万嘱咐过的，而那次恰好周本人不在。
周晓红的危机因其良好的声誉而安然度过了，他在日本、德国等国都已经有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而吴添万此时正担忧客户减少：“大芬村的客户主要就是外商和华侨，今年生意比去年差很多，可能还是宣传不够。”
大芬村里像周晓红这样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画商并不多。虽然世界60%的行画市场已经在大芬村的掌握之中，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美国市场上欧洲行画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大芬只有1.6%。按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在占美国油画市场份额60%的中国油画中，大芬油画占据了80%的比重。也就是说，大芬油画占据了美国48%的市场。据了解，欧洲出口美国的行画绝大多数是从大芬进口的。48%和1.6%，差距因为代工而产生，大芬油画的利润也多被香港和欧洲中间商赚走。
“大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现在甩开中间商链条就断了。大芬其实和深圳的崛起很相似，做来料加工，订单在外，市场在外。”任晓峰对此深有感触。
土地和低利润的双重约束，以及美术产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处在起步阶段的大芬很难拥有大型企业，所以，建画廊当包租公似乎成为了积累财富，做大做强的不二之选。
廉租房出手
“廉租房自然可以吸引更多画家来大芬，但有空间进人，也要自然淘汰一些人，注意对市场的调整。”
就像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在“国六条”调控之下仍然屡创新高，于是政府建设廉租房一样，布吉街道也祭起了这把利剑。“村民的房我们管不了，政府只能做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建廉租房，扩大房源，平抑房价。”
在称赞政府的高明之举时，周晓红也担心：“大芬村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发展的，近几年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扶持，这会不会降低画商的抗冲击力，使整个产业发展变得脆弱呢？”
在市场还是政府之手来平抑租金的争论尚没有尘埃落定、周晓红的疑问也还没有答案的时候，布吉街道办兴建的廉租房已经在大芬村对面破土动工了。“房价不断的上涨，让画家画工们很怨愤，政府要出面稳住房价，不是什么人都能住廉租房的，政府会设定一定的门槛，只有达到要求的画家画工才能入住。”何小培表示。
而2006年春节的时候，布吉街道新建的南岭画家创作基地已经启用，先期已经有30多位画家入住。这个屹立在南岭社区求水山脚下的“红楼”共有7层，一、二层为展厅，三至七层为画家公寓，集居住、创作、培训于一体。
周晓红建议：“廉租房自然可以吸引更多画家来大芬，但有空间进人，也要自然淘汰一些人，注意对市场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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